成功不是妥协是坚持

超强性能

　在新戏《证人》里，谢霆锋的角色不是杀手，恰恰相反，他是一名严于律己、追求完美的警察，但却犯下了杀手般的错误——失手误杀了一个无辜的女孩。严重的错误，严苛的性格，交织成这部电影对谢霆锋的最大考验。在漫长的拍摄期里，他必须将自己沉浸在自我折磨与赎罪的心态中，即使是停工休息，也总皱着眉头。

　　“第一场戏就是骂人，骂得很凶，是你们在银幕上看过最难看的谢霆锋。”他点着了一根万宝路，“我跟导演说，我很久没有试过因为工作而那么不开心。”

　　身为出生在8月29日的处女座，现实中的谢霆锋亦是一个标准的完美主义者，每天临睡前，他会强迫自己反思：今天做了什么，明天又该做些什么？这是他的习惯，一个常常会带来痛苦但却无法改变的习惯。“比如我现在在拍你们的片子，但脑子里还在想我昨天晚上在南京的演出。观众的欢呼声太大，比音乐还大，我和音响配合不到，唱得不够好。我现在还在想，要不要打电话给导演改一下？这就变成自己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但这个就是处女座。”

　　“信佛也没有令你改变吗？”谢霆锋是香港娱乐圈中最虔诚的佛教徒之一，而佛家讲究的，便是放下执着。 “已经放松很多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不然像昨天那样，虽然现场有很多领导在，我肯定当场就卡掉。我尝试过的：音乐不对，不好意思，我重来一次；观众们，你们装没看过我出现，我现在再出来一次。导演傻了：烟火也放了，你怎么可以只唱一半？我说，我宁愿不要烟火，我要自己演出得好，不管环境有多美，那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”“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不再做这样的事了？”“我其实一直都坚持这样的个性。比如说，我做那种所谓的危险动作，我也要求自己来完成，不用替身。但是慢慢地，我有了家庭，我的满身骨头也？？”他站起来，把右臂伸直，立刻传出“咔吧”一声脆响，又把右腿提起来，同样是一声脆响，接着是脖子，他向左歪了歪头，我的录音笔里便留下了一连串恐怖的声音。“我每个月，都要看起码三到四次治脊椎的医生，我全身的骨头都坏了。”他用鼻子吸了吸气，重新坐下来，“真是老了！”

　　“我可以说，你现在学会妥协了吗？”“那不是妥协，那是要有自知之明，现在已经不是22岁了，我做的事情，要对许多人负责。”

　　22岁，之所以在谢霆锋的记忆中占据着一个里程碑般的位置，或许因为，那是他最忠于自我、最无需妥协的岁月。在那一年里，他与王菲的爱情使他成为整个中国大陆上最热门的话题；在那一年里，他因为“顶包案”被警察连夜从张柏芝家中带走、随后度过了长达14天的狱中生活；也是在那一年里，母亲狄波拉为他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：“老爸曾送‘执生’（粤语，意为自己把握自己的一生）两个字给你，现妈咪亦赠你两个字—妥协，但不代表要你屈服，你明白什么叫‘妥协’吗？像最近你觉得自己很‘黑仔’（意为运气不好），故暂时不再驾车，但不代表以后也不驾车，这便是‘妥协’？？若你有做到‘执生’加‘妥协’，你这一生便能‘海阔天空’了。”
在写下这封信的时候，狄波拉心里一定明白，“妥协”二字与谢霆锋之间，有一道宽阔得足以装下整个太阳系的鸿沟。谢霆锋信奉的是“坚持”，不计代价、忠于自己的坚持。

　　16岁签约英皇（当时还叫“飞图唱片”）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星光大道，相反，因为父母的威名，他所要面对的质疑远比别人来得更加猛烈。2002年，谢霆锋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的采访时，曾经谈到这样一个故事。

　　“出道前两年，我在舞台上唱什么歌，自己完全听不到，不是扩音器和场地的问题，而是嘘声太大了！”台下坐着三万名观众，荧光棒在他们手里，不是加油助威的标志，而是恶意攻击的武器，他们一边大声喊：“小痞子，你回学校去吧！”一边不断地将荧光棒扔向谢霆锋。“我要唱歌，还要注意躲开那些荧光棒。但三万根荧光棒，无论如何也是躲不开的，一会儿左边‘砰’地一下被打到，一会儿右边又是‘砰’地一下。唱完了，还要说声谢谢，再回到后台。”

　　后台里坐满了艺人，他们是谢霆锋的长辈，或者同门师兄，但除了不发一言地看着他，谁也不知道该对这个16岁的男孩儿说些什么。面对那一室可怕的寂静，妥协，又是否能带来任何帮助？除了坚持，谢霆锋别无选择。于是，他只有坚持，坚持在嘘声盖过音乐的舞台上大声歌唱，直到欢呼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；坚持在片场亲身上阵，即使被钉子扎穿脚底，也是草草包扎就继续拍摄，收工的时候，脱下的鞋子里满是鲜血。

　　我问谢霆锋，回顾往事，他是否会有经历万千、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叹。他答：“我只觉得幸运，因为谢霆锋经历过香港娱乐圈的黄金年代。”“我出道的那个年代，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单从音乐说，我们录音是用母带的，一首歌要录三四天，一张专辑要一个月，不像现在的数码式音乐。当然，销量也要好很多，以前一张唱片可以卖几十万张，现在？几万张就要开香槟庆祝了。不是说现在的艺人不好，只是环境变了，他们也要跟着变。”

　　在香港乐坛，谢霆锋除了做歌手之外，还帮其他艺人监制唱片。他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：“我的艺人只有4个小时，请你帮他（她）录好。”他回答：“好。第一，他必须唱得非常好，第二，他要对歌曲很熟，第三，把所有的歌词背好。”结果呢？“人进来，完全没有准备好。好吧，先练习一下。练一个小时，又用半个小时休息吃饭，还有两个多小时，我看你怎么录？”

　　“有没有人曾经激到你摔门而去？”

　　“有，就挂电话，好，我不录了！”

　　“后果如何？”

　　“后果？后果就是找别人录啊！就别找谢霆锋写歌啊！我也不是唯一会写歌的人！”

　　但是谢霆锋自有他无可替代的地位。在帮莫文蔚写过《看透》之后，一个月内，他接到几十个艺人的电话，要他帮忙写一首那样的歌曲。他的回答像一盆冷水，泼透了那些准备趁热打铁、再炒一把的野心：“你不是她，我也不能为你写出这样的歌曲。音乐是缘分，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身上，一定要从心而发。唱歌，不是念歌词，而是要唱出自己心里的故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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